许倬云：中道而止的城市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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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杂系统的“内—外”“我—他”关系，最重要处，不在族群之间的分合，而在文化价值的认知，中国大陆与台湾，都早已卷入西潮，于是西方文化，已为今日中国人视为主流，“他”已转化为“我”，而中国文化本身，竟已遭摒弃。今日，中国文化，不过一缕微烟，即将随风而去。西方主流文化呢?却又未在中国真正生根。今天中国人是在邯郸学步后，匍匐而不能归。
▲ “五四运动”油画
文/许倬云
中国近代史反复转折，经过一个半世纪，中国进入了国际社会，中国文化也将融入世界文化。这一过程，迂回曲折，若从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的相对性而言，竟是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的调换，将中国原有的文化，化“他”为“我”，弃“我”为“他”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毋宁是仅见的深远变化。
中央主宰地方，政治支配经济，儒家独专一家的局面，都有从一元变为二元的趋势……这一中国文化体系的深刻变化，却未能继续发展，引发相当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局面。
公元16世纪，大洋航道开通，欧洲人夺取了美洲，从经济史的意义说，世界全球性的经济网络成形。曾经隔离于欧、亚、非大陆之外的美洲资源，卷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之内。从文化史的意义说，大洋航道将全球各地，串联成一个互相影响的全球格局。
明代晚期，中国商品外销，吸纳美洲白银，于是东南与华南，经历了长达三百年的贸易顺差，而北方则未蒙外销经济之利。中国内部既有南北经济的落差，南方社会力也因为有了经济基础，颇可自立。同时，朱子学派独占儒家正统的局面，有了阳明学的挑战。另一方面，耶稣会士传入天主教，也带来了西方早期的科学。这几层变动，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典型：中央主宰地方，政治支配经济，儒家独专一家的局面，都有从一元变为二元（甚至多元）的趋势。上述三个层面的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，即未必是一刀切开了。
这一中国文化体系的深刻变化，却未能继续发展，引发相当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局面。清朝入关，以部落制的专制，奴役中国；皇权专断，使正在萌发的多元，又萎缩为权力的一元。儒家的整理原典与皇权的专制思想，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压力，扼杀了明代后期茁显的文化生机。天主教的影响，此时还不足以挑战中国的本土思想，而且耶稣会士携来的科学，格于天主教教义的限制，不能传播初试啼声的现代科学。于是，17世纪以后，中国又回到以一元的“我者”，排斥可能挑战的“他者”。由于满族本是东北的少数民族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，属于蛮夷戎狄的“他者”，虽然清朝政权软硬交施，竭力想消除汉人仇满之心，汉人与满人的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，却始终隐伏未灭，以致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中，其初起的口号，还是“驱逐鞑虏”。
▲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乾隆时修《四库全书》，被销毁书籍“近三千余种，六、七万卷以上，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”。吴晗说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而古书亡矣！”
清朝对于西方，则自居为中华的“我者”，清代早期，对于外面的“他者”，还并不深闭固拒。康熙自己，常常向耶稣会士询问西方的情形，也借西法绘图，制成中国的大地图。中国还曾派人远访俄国，察访西方世界的情形。中俄之间，订立过两国平等的《恰克图条约》，开放国际贸易。经过百年的安定，康雍乾三朝，号为“盛世”。乾隆时的清朝就自满自大。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，目的在建立通商关系，清廷却在接见仪节上，要求英使跪拜，以致英国使团滞留逾年，无功而还。英国使团在华时期，看穿了中国国情，认为不堪一击。数十年后，鸦片战争之后起，即使贤者如林则徐、邓廷桢，对于国际形势与敌方实力，其实所知有限。三元里民团抗英，不过一时的民情激愤，而清廷还以为可以借民气击败英军!当时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之间，根本没有对话的可能。
中国在这一场大战之后，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之间，第一次有了整合。从此以后，“我—他”的易位，即是一步一步开展，而传统“华—夷”、“汉—满”的内部分野，也逐渐失去了意义。
中国近代史，通常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始点，这次抗争的关键在通商与“进城”，都是以“我者”拒绝“他者”于大门口。中国必须面对新的“他者”。船坚炮利的西方帝国，挟其军事与经济的实力，终于打开大门。面对这批新的夷狄，中国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文化与经济优势。
接下去的大事，乃是太平天国挑战清廷。太平天国，在种族观念上，是以汉族的“我者”，驱除满族的“他者”；可是又以西方宗教为口号，挑战中国的儒佛道三家，这又是颠倒了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的相对地位。太平天国的这一矛盾，当可由人类学“货船现象”解释。
太平洋小岛的居民，在西人货船到埠时，完全不能抵拒，却又意外地得到一些利益，于是，岛民以为，只要模仿西方船只的旗帜服装，就能召来西人的货船。
太平天国袭用基督教的形式，却并不真正知道基督教的教义，更不知西方文化为何物，徒然在汉满的“我—他”与中西的“我—他”之间，造成矛盾，招致儒生的反弹，组织了湘军，保卫中国文化，击败了太平天国。曾、左诸人，严守儒家君臣伦理，不再关注满汉华夏夷狄的“我—他”对立。
另一方面，经过战争的实际经验，那些中兴名臣都认识了西洋武器的厉害，于是，洋务成一时大事。中国在这一场大战之后，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之间，第一次有了整合。从此以后，“我—他”的易位，即是一步一步开展，而传统“华—夷”、“汉—满”的内部分野，也逐渐失去了意义。
▲ 洋务运动时期的工厂
从传统华夏与夷狄的族群文化认同，转变为中国与共同体的团结认同，其转变的关键，则在于面对了另一个强大的“他者”，原来的文化认同，在文化差异更大的“他者”前，已由矛盾转化为一致。
下一个阶段是维新运动。无论康有为如何将“维新”的思想源头诉诸孔子托古改制，及将《大同书》的源头诉诸公羊学及《礼记·礼运》，参与维新运动诸人，毋宁说是承受了西方政制的影响，也承受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冲击。这次运动，“中学为体”的口号，又一步淡薄了。中国的“我”，却成为当时保守人物的专用品，因为他们将“维新”贬为“变华为夷”，是大逆不道的改写祖宗制度。
这一泾渭分明的对立，又引发了义和团运动。在教育并不十分普及于全民时，大众文化通常只是上层精英文化的稀释形态，其价值系统，大致会经过长期浸润，深入人心，但并不具有反省的机制。义和团运动，靠的正是中国文化长期积淀而深入民间的大众文化。当时，西方文化的先锋，以传教方式，随炮舰而来。基督教的教义与仪节，于中国内陆的乡村百姓，是十分怪异的事物。教堂吸收的早期信众，又颇有人依仗洋人势力，横行乡里。中国北方内陆的乡村，接触洋人较南方沿海为晚，北方农村经济并不十分富足，教堂与若干不肖教民的行为，往往直接伤害了乡民的利益。文化与经济两个方面的冲击，使当时中国北方内陆乡村，从怀疑转变为敌意，终于坚持“我者”的立场，排斥无端入侵的“他者”。他们能够凭借的文化资源，不外从大众文化中吸取，因此撑持“扶清灭洋”的力量，只是民间传说中的英雄，依附在秘密宗教的符咒与法术，冀望自己能有超凡的力量，消灭外来的“他者”。清朝宫廷的权力斗争中，一些守旧亲贵，引义和团为助，更使义和团的团民自以为是。这一运动的失败，对于中国传统的大众文化，乃是“我者”的幻灭；中国上下，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传统，对西方的“他者”，由畏生敬，“崇洋媚外”之外，只剩下族群意识的坚持。民族主义情绪化，一方面可以长久维持抵抗外侮的决心，另一方面，也可以导致色厉内荏的虚骄。两者都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断出现。
▲ 义和团牌
义和团与反清复明的秘密社团，本有相当渊源，但其反对洋人，又呈现为扶清灭洋。这一转变，在稍后的革命运动，兴中会以“驱逐鞑虏”为号召；民国建立后，却以“五族共和”团结中国诸族。两次运动的认同，都是前后易辙，从传统华夏与夷狄的族群文化认同，转变为中国与共同体的团结认同，其转变的关键，则在于面对了另一个强大的“他者”，原来的文化认同，在文化差异更大的“他者”前，已由矛盾转化为一致。这一转变的过程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乃是进入了全新的境界。
“五四”运动，中国的文化精英选择了完全转向。西方个人主义的自由、民主，与理性主义的现代科学，取代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伦理……这一个抉择，从那时到今天，切断了中国现代与传统间的延续……相对于“现代”，传统乃是“他者”。
从洋务运动到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的建设，中国逐渐发展了现代的工商业，其规模与当时几个主要的国家相比，诚然十分不足，但在中国内部而言，现代工商业集中的地区，包括铁路、轮船航线，所及诸处，文化与社会，均呈现“都市化”现象，而且居民也趋向于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。中国传统的城乡之间，生活方式是有差别，但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层。民国以后，中国城乡之间，现代工商业较为发达的都市地区及沿海，则与内陆及乡村形成严重的差异。占去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前者，相对于内陆与乡村，已是另外一个世界。两者形势的优劣，判然可别。优势的地区，尤其社会的上层，已认同于西方文化；而弱势的内陆与乡村人口，到20世纪中叶，还是在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传统中国。中国已划分为面貌与内容都有严重差异的两个世界，于是，过去华夏—夷狄的“我—他”，已不存在，新的“我—他”对立，竟是涵盖文化、经济与社会诸层面的歧异与对立；优势阶层自诩为“现代”，而弱势人口不满的情绪则日益加深，甚至对于那些优势阶层，有完全陌生的“异化”。
“五四”运动，中国的文化精英选择了完全转向。西方个人主义的自由、民主，与理性主义的现代科学，取代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伦理，亦即爱有差等的人际关系。科学思考也不再将道德性的“道”与认知性的真理，混为一谈。这一个抉择，从那时到今天，切断了中国现代与传统间的延续。于是中国文化精英的“我者”，毋宁是普世性的现代世界；中国原有的“我者”，则异化为历史遗留，相对于“现代”，传统乃是“他者”。
▲ 1948年1月，绘有好莱坞明星Lana Turner的广告牌
20世纪的前三十多年，中国努力进入世界，但是中国太大，人口太多，历史太长久；中国选择了转舵向西，不过是城市与精英的中国在转向，另一个中国，乡村与基层的中国却还是转不过来。
在共产党统一中国后，中国人的“我者”，已由国族认同界定；“他者”则是长期欺压中国的西方。即使同样是社会主义政权统治的苏俄，也只是短暂的友人，终究还是归入“他者”之内。
这一自我撕裂的过程，如果没有其他的干扰因素，中国仍有可能终于慢慢全部掉转方向。日本侵略中国，东南及沿海城市都沦陷了。国民政府努力以赴的“现代化”，经过八年抗战，原来建构在都市与精英之上的结构，脱离了植根的土壤。不但八年苦战，民穷财尽，那一个辛苦转向的中国也失血太多，在抗战惨胜时，已是奄奄一息。
另一方面，广大的敌后内地乡村，留在乡间的现代文化资源并不丰厚，也切断了与内迁上层结构的联系。这一大片空白地区，在经济方面，退缩到基本农业与小区域的交换；在社会方面，也回到乡党邻里的集合体，现代文化已无托根之地。中国本来已是一分为二，但还没有分离。八年抗战，中国真的分裂了!那一个先天并不壮硕的城市中国，或是在敌人占领之下，或是离根内迁，难以发展。那一个裂碎为一片一片的乡村中国，则由共产党渗透，在地方集合体的土壤上，以“抗日”口号，诉诸广大中国人民的保乡观念，转化为民族主义，取得了重组中国那一半的机缘。共产党在地方集合体的基础上，建立一个新的集合体，终于将中国改造为统御全民的庞大集合体。这一重新塑造的乡村中国，在国共内战中，压倒了已经为大战摧残的城市中国!这一转变，在共产党统一中国后，中国人的“我者”，已由国族认同界定；“他者”则是长期欺压中国的西方。即使同样是社会主义政权统治的苏俄，也只是短暂的友人，终究还是归入“他者”之内。
两三个世代了，抗日的记忆犹新，中国的民族认同感，中国官方与民间共有的情绪，使无数中国人为了“中国”，矢志靡它；也使中国执政者，有要求人民牺牲的合法性。巨大的“我者”，遂可以将许多归入异类的个人清除改造，不让“五四”取诸西方的“主义”，有孕育的机会，以防范那些“他者”余烬，有再燃的机会。
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，毋宁是抹去了前面三十年的中断。市场经济的开展，使那一个几乎绝灭的城市中国又复活，而且以无比的动能，扩大及于大片的内陆，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。这一个城市中国，与共产党借此兴起的农村中国，目前正在消长之际，1949年至1978年间的乡村中国，正在让位于今天的城市中国。一旦两者易位，则“我—他”之间，也将有相应的转换。
台湾本土论者，也有其坚持的立场。西藏与新疆的族群，也有类似的争议……这一类的“我—他”与主客争议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，是另一股逆向的潮流……整体言之，应是全球化走向“合”的趋势中，难免的枝节，以寻求更高一层的适应。
而在台湾，当年在日本治下，其农村中国的“我者”，已有根本性的变化。国民政府迁台，渐进的土地改革，将农村资源引导进入工商业。1970年以后，台湾经济逐渐起飞，数十年来，城市覆盖了全岛，整个台湾几乎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大都会。台湾残留的中国文化，有的部分消失，有的部分正在与西方文化融合。台湾与大陆上的城市中国，其同质性，大于大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。
在台湾，“我—他”的对立，在于不少本土居民要求确认自己的主体性，而与坚守中国认同的另一部分人口，有持续不断的斗争。前者与日本占台的影响有密切关系，而后者则与迁台国府的政权难以切开。于是认同问题与争夺政权，纠缠为台湾内部的对立。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，本土论的立论根据十分薄弱，台湾居民的文化根源，依旧是中国文化；族群血统，也绝大多数是闽粤移民的子孙；南岛原居民，只占少数而已。但从历史记忆方面言，台湾居民已有五十年隔离于中国大陆之外，其所经历已与中国大陆居民的记忆，完全不同。因此，台湾本土论者，也有其坚持的立场。西藏与新疆的族群，也有类似的争议，不过，他们的立场，在于强调文化的差异。总之，这一类的“我—他”与主客争议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，是另一股逆向的潮流，在世界别处，也多有类似的争议，并不只见于中国。整体言之，应是全球化走向“合”的趋势中，难免的枝节，以寻求更高一层的适应。在趋于人类共同缔造全球大社会的过程中，彼此之间必须经过认知的互相容忍，互相尊重，才能走向和平共处。
今天的中国文化，分别存在于东亚几个华人地区：中国大陆及台湾、港澳，新加坡，也存在于分散全球的华人社会。我们也该承认，中国文化的传统，已有深刻的变化。以日常生活方式言，除了饮食之外，居住、服装、交通，都已西化；在若干大都市，甚至饮食文化，也已华洋相杂。在思想方面，儒道佛三家综合的中国式思维方式，也早已稀释于强大的西潮，相对言之，这一原为中国文化主流的思想系统，千百年来淀积于民间的枝节，却仍留在各处华人的行为、仪节，以至思维之中，例如互补的二元论（阴阳、公私、荣枯），只是大多数人往往行之若素，未经反省而已。
在价值取向方面，传统的整体主义（宗、族、乡、国）与今天普及全球的个人主义（人权、自由……）之间，在我们的行为中，处处有碰撞，却也人人可以找到自己以为适当的调和。在西方价值观俨然已是主流的世界中，中国人如此地寻求调适，是值得密切注意的现象。各处中国人社会中的精英，应当因应这一现象，认真思考，或能有意识地导引，发动大家，合作进行深度的反省，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成分，挹注于有待我们合力缔造的全球人类共同文化。如能做到这一巨大而持久的任务，则中国与今天的主流文化之间，将不必有“我—他”与“主—客”的分别，而是从矛盾中，辩证式地跻登更高阶的融合。
*文章选自《我者与他者》（三联书店2015年8月刊行）《补跋》，有删节。
《我者与他者（精装）》
许倬云/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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